当生成式AI以惊人的迭代速度重塑产业，如何为狂奔的技术系上“安全带”，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CEO王晶提交了《关于以AI善治筑牢伦理底线构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体系的提案》。
　　先后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已是王晶第25年参加全国两会，她表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进入提速期，但AI发展的伦理约束与善治体系建设滞后于技术创新步伐，核心症结在于AI伦理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技术研发与伦理规范的融合机制不健全、全球视野下的AI伦理协同治理能力不足，导致AI技术应用面临数据失真、算法歧视、技术滥用等多重风险。
　　为此，她建议，从强化AI伦理顶层设计、健全AI伦理治理机制、推动AI伦理实践落地等方面推动AI善治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伦理规范、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的全链条，构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体系。
　　近期震动全球AI界的案例——美国Anthropic公司开发的Claude大模型。因拒绝移除模型中“禁止用于国内大规模监控、禁止用于全自主致命性武器”的安全限制，该公司被美国国防部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实体，遭联邦机构全面停用。
　　“这一案例既体现了企业坚守AI伦理底线的重要性，更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敲响了伦理警钟。”王晶表示，AI技术若脱离伦理约束与善治规范，要么面临被权力或资本裹挟滥用的风险，要么因伦理分歧导致技术应用受阻，最终制约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王晶在提案中系统梳理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伦理建设与善治体系层面的突出痛点：
　　一是伦理建设滞后，与技术创新发展脱节。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呈现高速迭代态势，但与之匹配的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缺乏覆盖AI研发、设计、应用、迭代全链条的统一伦理标准。部分研发机构存在“重技术突破、轻伦理考量”的倾向，将伦理建设视为技术发展的“附属品”，导致AI技术从研发源头就缺乏伦理约束，为后续应用埋下风险隐患。
　　二是治理机制梗阻，专业服务与协同体系缺失。 AI伦理治理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缺乏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通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复合型人才，导致AI伦理审查、风险研判的专业服务链条断裂；多方协同机制未有效建立，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主体责任不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管体系不完善，行业协会形成“各自为战”的治理格局。企业在AI技术应用中面临伦理界定模糊、治理规则不明的问题，部分企业因缺乏明确指引而出现“不敢用、不会用”或“随意用、滥用”的两极现象。
　　三是伦理实践缺位，发展风险与全球协同不足。科技向善的理念未充分贯穿人工智能发展全过程，部分AI技术应用存在数据采集不规范、算法设计有偏见、技术使用超边界等问题，数据失真、算法歧视、隐私泄露等风险逐步凸显不仅会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可能危及数据安全、社会公平与国家安全。
　　针对上述短板，王晶提出了一揽子建议。
　　一是强化AI伦理顶层设计。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全球AI发展趋势为导向，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凝聚科研机构、高校、行业协会的协同合力，加快制定覆盖AI研发、设计、应用、迭代全链条的统一伦理准则，明确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红线与价值底线。深化AI研发评价改革，破除“唯技术、唯成果”的桎梏，将伦理建设成效、风险防控能力纳入科研人员与研发机构的核心考核指标，激励研发主体从源头融入伦理考量。
　　二是健全AI伦理治理机制。构建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多方联动、责任共担、协同共治的AI伦理治理机制，推动监管部门做好规则制定与监督管理，科研机构做好伦理研究与技术融合，科技企业履行伦理应用主体责任，行业协会发挥自律引导作用。培育专业化的AI伦理治理人才队伍和服务机构，搭建AI伦理审查、风险研判、技术咨询的公共服务平台，打通AI伦理治理的专业服务链条。
　　三是推动AI伦理实践落地。坚持“道引领、法保障、术赋能、器支撑”的原则，推动建立健全AI伦理审查机制、数据管理制度和算法监管体系，规范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流转全流程，加强对算法设计、训练、应用的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AI技术滥用行为。建立AI伦理失范的容错纠错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从制度层面降低AI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数据风险和社会风险。
　　除了聚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话题外，记者了解到，王晶还带来了聚焦民间外交的提案。
　　在王晶看来，民间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国际民间友谊、传递中国声音、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桥梁，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力量。她在《关于深化民间外交发展机制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已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民间友好合作关系，多领域交流成效显著。但与我国大国地位、外交需求及发达国家成熟体系相比，仍存在主体活力不足、机制保障缺失等问题。
　　“基层社会组织、民营企业、民间团体等参与度低，力量分散且缺乏规模化、专业化运作能力。”王晶分析称，当前民间外交领域存在主体培育不足、参与力量分散；机制保障缺失，发展支撑薄弱；专业支撑缺位，服务能力不足；传播效能偏低，软实力转化不足四大痛点。
　　为此，她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一是健全培育机制，激活多元主体活力。搭建国家级民间外交对接平台，创新“民间友好+经贸合作”等模式，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二是强化人才建设，夯实专业发展根基。将民间外交人才纳入国家重点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梯队激励机制；三是构建服务生态，提升民间外交效能。打造全国一体化民间外交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民间外交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鉴”升级。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