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少数西方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加剧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经贸力量发展壮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经贸领域加速渗透融合，为国际经贸发展积聚新动能新活力，全球贸易格局在矛盾交织和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发生深层次变化。
　　3月24日下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一场专题研讨会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前政要、经济学家与行业领袖齐聚一堂，围绕关税战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深远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多边贸易机制改革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全球贸易正处于格局重构的关键节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而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多边机制改革、重建大国互信是应对当前挑战的核心路径。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华南区首席合伙人伍耀辉在论坛期间表示，当前亚洲经济的确定性，在于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供应链重构风险，并为绿色与数字转型建立清晰的合作路径。他指出，作为全球制造业与贸易核心，亚洲产业链的韧性与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全球经济稳定，而在此间，中国主要扮演了关键角色。
　　关税战重构全球贸易版图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加征10%至超过50%的“对等关税”，主要经济体随后爆发螺旋反制。持续多年的关税战已经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的运行逻辑，其影响远超贸易政策本身，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甚至改变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关税战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是贸易可预测性显著降低，企业长期投资规划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国家间贸易伙伴关系重构，信任成为稀缺资源；二是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各国为降低战略依赖纷纷推动友岸贸易、近岸外包，商业主体也在积极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建立区域贸易枢纽；三是监管政策碎片化加剧，不同国家技术标准、贸易规则的差异大幅提升了企业合规成本，中小企业受冲击尤为明显。”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表示。
　　他特别强调，关税战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变量相互叠加，若缺乏全球统一的安全与政策标准，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风险。
　　“关税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潜在障碍，可能引发更多贸易摩擦，削弱各国政策调整空间，最终让消费者承担更高成本，让全球经济变得更加脆弱。”黄根成的这一判断得到了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的呼应。
　　保洛陶伊从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央行视角分析指出，关税冲击和贸易碎片化不仅会导致供应链重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还会推高全球通胀压力，加大财政不稳定性，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长期伤害。他警告称，如果全球形成两个平行对立的产业链体系，将给全球增长前景蒙上巨大阴影。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贸易规则基础的改变——过去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正在向基于实力和胁迫的形势演变。”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经济部负责人真蒂洛尼表示。
　　真蒂洛尼指出，欧盟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始终反对碎片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致力于保留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他透露，欧盟正在积极推进与印度、亚洲、拉美等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近期已与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稀有金属矿产协议。但他同时坦言，当前中欧贸易面临结构性失衡挑战，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达3500亿欧元，贸易摩擦风险持续上升，亟需双方基于共同利益重置双边贸易关系。
　　美国原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则坦言，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遭到的破坏是系统性的，“回到过去的状态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实现”。他认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但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未来的核心挑战是找到两种模式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路径，为全球贸易体系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面临关税战冲击，但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仍实现4.6%的增长，服务贸易增速更是达到4.8%，显示出全球贸易的强大韧性。
　　因此，在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利坚大学教授罗伯特·库普曼看来，当前全球贸易链并非在收缩，而是在进行结构性重构。生产和技术中心加速转移，友岸外包、近岸生产成为新趋势，区域贸易纽带持续深化。他特别强调，关税政策仅能影响全球贸易的25%左右，GDP增长、科技创新才是驱动贸易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和美国在创新领域的进展正是两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关键支撑。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表示，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确保内部平稳成为核心考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统筹布局、精心安排，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探寻全球贸易治理新路径
　　面对关税战带来的严峻挑战，与会专家们普遍认为，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必须通过深化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稳定的全球贸易新秩序。
　　黄根成提出，适应新的贸易格局需要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重建全球贸易信任，完善冲突协调解决机制，提升多边贸易体系的可预测性；二是推动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制定适应数字贸易、供应链安全等新议题的规则，确保多边机制对所有经济体公平有效；三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一体化对冲全球碎片化风险。他特别强调，亚洲在维护全球贸易稳定方面拥有独特机遇，东盟的团结协作、RCEP的落地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推进，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亚洲范本”。
　　保洛陶伊高度评价了RCEP作为全球最大区域贸易合作协议的重要价值，认为区域贸易协定能够有效降低关税战的负面影响。他以匈牙利为例介绍，作为受关税战影响最大的欧盟国家之一，匈牙利通过积极打造东西合作枢纽，吸引了宝马、奥迪、奔驰等车企的电池制造投资，以及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的欧洲总部和研发中心落地，成功将地缘压力转化为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小型经济体可以通过强化区域合作、发展双边伙伴关系，在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格局中找到自身定位。
　　关于全球贸易体系改革路径，古铁雷斯认为，核心是要承认不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他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各有优势，国际规则设计需要兼顾不同模式的诉求，而不是强行推动制度趋同。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当承担起大国责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领导力。
　　库普曼则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成为多边贸易体系改革的“试验田”，RCEP、CPTPP等区域协定在数字贸易、供应链协调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可以为未来WTO规则升级提供参考。他同时指出，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调整国内政策：美国需要推动制造业回流、提升储蓄率，中国需要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占比，这种结构性调整虽然艰难，但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
　　虽然短期面临碎片化风险、地缘冲突等挑战，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科技创新、区域合作、多边协调的动力依然强劲。随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中美关系有望出现阶段性缓和，为全球贸易格局稳定注入积极信号。只要各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就能够构建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