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号码与微信号码一样。”2025年1月12日下午，刚履新南京市委书记不久的周红波在参加玄武代表团会议时，要了一本人大代表通讯录，并向与会代表报出自己的手机号码，表态自己有事也会打电话给代表。
　　这是发生在南京市2025年两会期间的一幕。当天上午，南京市市长陈之常在南京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5年，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将增长5%左右，并将聚焦聚力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2024年，南京市GDP预计增长4.5%左右，2023年为17421.4亿元。这也意味着，2024年，南京市GDP有望突破1.8万亿元，“不出意外”地依旧稳居江苏省内第二、全国前十。
　　“南京市属于那种没有太多惊喜，但也不会有‘惊吓’的地方。各方面表现非常平稳，这里不是一个讲经济的地方，也缺少这种氛围。”江苏省某协会副会长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站在全国视角来看，南京市的表现其实已经算挺好的了。”
　　同期举行的苏州市2025年两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苏州市全市实现GDP预计2.67万元，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增速居全国GDP万亿级城市前列。面对一骑绝尘的“最牛地级市”苏州市，江苏省会南京市难道真的甘愿长期屈居第二？能否从第二晋升为第一？破解“首位度”焦虑难题究竟难在哪儿？
　　逐渐消失的“软件名城”红利
　　南京市素有“中国软件名城”之称，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在当地产业结构中，软件行业可谓“拳头”产业，但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工业软件细分行业领域的某龙头企业，自经招商落户到南京中国软件谷以来已近10年，直到最近才算是拿到了南京市本地的第一笔业务，而且是以与地方国企合资的形式。从当初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团队发展至全国数百人规模的企业，南京分公司已经成为其在国内设立的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子公司。
　　这家公司也是较早一批入驻南京中国软件谷的企业之一。但在采访中，这家公司负责人强调：“我们公司的总部在北京市。”究其原因，是因为南京市比北京市更好招人。
　　“南京这座城市很有烟火气，而且各大高校林立，生活成本、用工成本要低很多，政府部门也在员工子女就学、企业办公、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公司落户南京市后，一分钱的房租都没有自己掏。”
　　同样在南京市拿不到本地业务的还有芯片行业某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该公司创始人在南京市一所高校毕业后就创立了公司，但8年来始终敲不开本地市场的大门。其之所以还选择留守南京市，也得益于这座城市具有烟火气，以及相较于一线城市的低廉用工成本和数量可观的高校毕业生。即便南京市优势明显，但该创始人表示，等公司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将总部搬至新加坡。
　　近期，记者在南京市走访多家软件、芯片类科技企业了解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案例不在少数，无一例外都是民营企业。除行业特殊性和企业自身因素外，外部环境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上述芯片企业负责人认为，一是民营企业因为身份问题而得不到信任，还有就是“关系”不到位；二是市场竞争环境恶劣。“在南京市，我们的竞争对手大多是国有企业。现在市场处于下行阶段，在一些项目的竞争中，国企更有优势，甚至会通过低价竞争或亏本卖货方式抢占市场。”
　　“另外，芯片体积非常小，导致从国企内部‘跑冒滴漏’而流出的芯片充斥黑市，一个巴掌大的盒子就能装很多芯片，很容易装在口袋里带出来，一盒就能卖10万—20万元，已经发展成一条成熟产业链了。”该芯片企业负责人一边向记者展示手中的小盒子一边说道。
　　事实上，早在2010年，南京市便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首个“中国软件名城”。彼时，南京市软件业务收入居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之后，排在全国第4位。但在2021年，杭州市一举超过南京市，当年实现软件业务收入6933亿元，增速高达22.4%。南京市排名由此下滑至全国第5位。
　　也是在这一年，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入选首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并提出了到2025年打造首个万亿级产业地标的目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南京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超8000亿元，同比增长9.5%，位列江苏省第一。
　　一位熟悉南京市软件行业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京市软件行业在全国起步发展较早，并抓住机遇“吃”到了信息化阶段的红利，但到2000年之后的“互联网+”阶段，发展就相对滞后了。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问题，当时南京市并没有太过于看重互联网经济潜力，所以第一批互联网创业企业要么流失要么去了其他城市，没有最终成长起来。此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火热，土地财政相对简单且容易操作，当地并没有在新经济领域投入过多精力。在如今的第三轮竞争中，人工智能浪潮来袭，南京市的布局并不算晚，但力度还不够大，相关政策配套也欠缺。
　　“软件行业如果紧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浪潮，就能够位居产业链‘微笑曲线’上游，但南京市没有抢抓好这两拨浪潮红利，软件行业也慢慢沦为人力‘外包’行业，本地研发的核心软件并不多。”上述专家说，但南京市的产业基础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亮点。但总体而言，南京市在数字经济领域比不过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杭州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不过合肥市。
　　“南京市的管理者，缺少对数字经济的强烈意识和节奏感。”上述专家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领导干部队伍求安稳，缺少一股敢做敢为的冲劲儿；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数字经济、新经济的理解和专业度不够，再加上受一些偶发性安全事故的影响，所以就耽搁了。
　　上述专家还表示，南京市的政府部门相对廉洁，不会像一些地方乱作为，但进取心还不够。最近几年，因为整体经济环境压力较大，南京市凭借用工和生活成本低的优势，被很多创业者视作“创业平替城市”。“这虽然有助于当地招商引资，但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南京市将会沦为聚集中等企业、中等人才，收入中等的中等城市。”
　　民营企业难拒“机械性执法”
　　包括南京市在内的苏南地区虽然是民营经济发展热土，但当地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多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即便有“关系”、有“私交”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达成合作、能赚钱，因为“关系方”忌惮来自周围人群的无端臆测，怀疑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如果国企和我们民营企业合作，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有领导从中拿了好处，民营企业背后是不是有领导的影子。”上述芯片企业负责人说。
　　比如，南京市一些重大项目在招投标时设置了严苛的标准，致使很多民营企业被挡在门外，只能选择依附于其他国企进行捆绑投标。
　　“有一个项目到我们手上已经是‘第五包’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觉得已经很荣幸了。”南京市一家光缆科技企业负责人说，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经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产品性能甚至比同行业的国家级科研院所还要高。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曾助力‘神六’上天。”在采访中，这位负责人骄傲地说，但在面对国企采购时，“资质”“规模”等一系列条条框框成为公司最终被“拿掉”的原因。“有时候，其他地方的国企会把我们公司的产品换掉商标后再拿去投标，每经一道手就意味着利润要被‘扒一层皮’，有的项目经核算后发现根本覆盖不了成本。同时，收款流程更加复杂，回款周期也将加长，无疑对企业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考验。”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除了甲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好大喜强”外，政府部门不愿或不敢担当，行政执法流程化作业也颇受企业诟病。
　　江苏省某省级协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创投界资深企业家的人士向记者介绍说，他在全国多地投资了乡村振兴项目，南京市的项目落地过程最艰难。“我们乡村振兴项目涉及到住宿业务，需要办理民宿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有了民宿证才能把房间信息上架到各个平台。同样的项目，采用同样的模式，在浙江省一天就办完了，是当地村支书骑着摩托车去办的，而在南京市用了两三年时间。南京市的项目虽然有点复杂，公司找到各个相关部门沟通都说没问题，但需要有部门来牵头协调时没有人会主动。我们最后还找到了当地工商联，工作人员说只有等官司打输了，才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某商业园区负责人在受访时也表示：“我们园区办理民宿证也用了半年多时间，也是找了各种关系。当时，园区进行内部装修改造，因为噪音问题，1年内仅接到12345平台派单的投诉就有250多个，环保、安监等各个部门轮番上门检查。”
　　在另一家全国性商业园区公司负责人看来，南京市部分行政部门过于求安稳，因为干得多出错的几率肯定就更大，为了不出错能不干就不干，说好听一点是按规矩办事，说不好听一点是“机械性执法”。
　　“当初，公司在进行工商核名时，搞了很多天都办不下来，说是担心有重名的风险，不能叫这个名字，但我们是一家全国性公司，到哪里都用同一个名字，在其他地方都可以，但在南京市不行。后来，公司找了各种关系，又过了几天才给办下来。”上述全国性商业园区公司负责人表示。
　　当地某民营企业协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执法部门拿着‘放大镜’找企业问题，环保、消防、安全、市场监管、城管各个部门轮番来查，一来肯定就要面临处罚。大企业还能找到主要领导协调，中小企业就没有这么多资源了。”
　　“我们协会搞年会，主管部门的领导都不敢来，他们来的话需要单位一把手签字，即便来了也不能一起吃饭，害怕被外界认为和企业有关系。政策要求构建清亲政商关系，但现在只有‘清’，没有‘亲’了。”上述民营企业协会负责人感慨道。
　　在民营企业数量和发展质量方面，南京市也远落后于苏州市。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苏州市共有民营企业83.1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50%；同期，南京市民营企业数量为61.54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4%。
　　此外，记者注意到，2024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江苏省共有3家企业上榜，均来自苏州市。2024年，苏州市A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19家，而南京市为123家。在“独角兽”企业方面，苏州市有32家，南京市则为16家。
　　“南京市原来也有好几家世界500强企业，比如苏宁集团，雨润集团、三胞集团也曾连续多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但现在都‘倒下’了。”一位长期研究南京经济的专家说。
　　内外部环境夹击“进出口”
　　不仅是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当地一家从事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负责人也向记者说了两个字——“艰辛”。
　　这位负责人表示，政府部门能做的是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和浙江省相比，除了基础配套外，最重要的是浙江省能给到好的政策。以海关为例，浙江省海关相比江苏省要宽容很多。在长三角地区，跨境购买的进口商品几乎没有从江苏省本地发货的，都是从浙江省等地的进口仓发货。而在跨境出口方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欠缺，会导致出台的政策不够精准。
　　“如果去政府部门办事，如果已经完成前置的材料准备工作，效率是挺高的，各个环节的规定也都规范、合理。但如果有一个环节需要灵活处理，比如需要某个部门牵头来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上述进出口企业负责人说，其公司和江苏省内某地的国企一起成立了合资公司，一方面是看重国企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了国企背景才方便更好地开展业务，否则单纯的一家民营企业很难推动。
　　和跨境电商受国内政策影响相比，传统外贸业务深受外部环境影响。
　　南京市商贸系统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京市传统出口业务主要集中在纺织、机电、化工等行业。最近几年，中小外贸企业的外贸订单数量虽然在增长，但出口金额在下降，这意味着企业牺牲了一部分利润。整体而言，这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国外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下降，导致国外大型贸易商进口需求变少，国内企业为稳住国外客户而采取降价措施。
　　南京市部分本土大型企业受外部环境影响，已经或正在考虑进行产业转移。
　　该商贸系统人士表示，以纺织类企业为例，目前，南京市企业大多以欧洲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欧洲市场相对还好，压力主要来自北美市场。国外大型进口商要求中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主要是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导向变化，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问题。“美国一些大型进口商已经对相关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转移要求，很多大型纺织品企业正密集外出调研。”
　　对于南京市相关企业转移产业的去向，该人士表示，纺织企业一般会主要考虑东南亚地区，其次是埃及和约旦等国家。“从企业成本角度来看，我们鼓励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并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投资设厂，要千方百计留住国外客户，同时要开拓好新市场。”
　　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南京市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5659.9亿元，比上年下降9.3%。其中，出口3333.1亿元、下降11.8%；进口2326.8亿元、下降5.6%。2024年前11个月，南京市进出口总额为4926.23亿元，同比下滑4.5%。其中，进口为1829.20亿元，同比下滑14.5%；出口为3096.95亿元，同比增长2.6%。
　　记者就营商环境、外贸总额下降等问题向南京市委宣传部发出采访要求，有关方面人士表示，目前，南京市相关经济数据正在陆续公布。对于营商环境问题，南京市将在蛇年春节后召开营商环境会议，会公布一些相关举措。
　　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由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内部通知，南京市将在2025年2月5日召开全市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要求企业副总级以上人员参会，而参会企业主要包括工业百强企业、“独角兽”企业、外资企业、金融机构等50家企业。
　　“南京市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下大力气改革，但还要看魄力。这也不仅仅是南京市面临的问题。”上述研究南京经济的专家向记者表示。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